经济的发展，就好像织布，需要很多很多纵向的纱线（专业术语叫“经纱”）和横向的纱线（“纬纱”）紧密结合，才能织出来结实牢靠的布料。如果只有横向的纱线，或者只有纵向的纱线，那就不可能把布织出来，只能是一堆一堆散乱的线团。
不管是购物节还是全年的数据，美国的网络零售销售额都只有中国的60%左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世界上有没有某些地方的不制定类似于义乌的产业政策，商品贸易产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地方呢？
——这些划分很粗略，如果要细挑可以挑出一大堆毛病来，但大体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个事儿由地方来做比较合适呢？因为小微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这些企业购买的生产设备都特别专业而且冷门，就是锁具生产上的一个专业环节专用的，银行的人根本搞不懂这些机器能干啥、值多少钱。万一企业还不上钱，银行也不知道该把机器卖给谁去抵债。在银行看来，一台价值一百万的锁具专用机器，可能最多就能抵押十万。
而企业主要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心自己行业这点事儿，最多在扩展到上下游。除此之外，别的企业布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那么关心，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其它企业的布局。A产业的企业要聚集，所有的企业主之间就得先开个会协调，在聚集区域内，往往会有B产业的企业，要动员人家搬走，又是个麻烦事。最好是B产业的企业主们也商量一个聚集区，然后有可能遇到有C产业的企业混杂其中……而搬迁需要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这种横向协商的成本太高，最后可能就聚集不成。
既然争论的焦点是“产业政策”，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产业政策的含义。尤其是张教授要求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面对如此惊人的呼吁，我们在决定赞成或反对之前，当然应该先知道他要废除的到底都是些啥。
地方间的空间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撑，这一点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做了详细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有说明。这种空间竞争跟市场经济的价格竞争机制存在区别，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在空间上推动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具体的政策手段有很多，义乌的“划行规市”是一种，肃宁建皮毛批发市场是一种。古镇镇为了推动本地灯饰产业的发展，不仅跟义乌和肃宁县一样多次出资修建专业市场，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创办了《古镇灯饰报》，帮助企业家了解灯饰的技术和市场情况；又建立了电视转播站，每天晚上播放灯饰知识；还从引进了几家大的灯饰企业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组织企业家一起到广州招聘人才，协调本地企业重组，成立了古镇灯饰文化有限公司负责宣传古镇灯饰品牌。从1999年开始，又每年负责主办“灯博会”，邀请全球的灯饰厂家的批发商来展览交流；2016年，又搞了首届灯光文化节……
但是，蠡县在产业发展上一直没有清楚的思。除了东部的皮毛产业，蠡县的北边还有毛纺业、西边还有橡胶制品业，南边还有汽车饰品业，县城里面有医药制造业。虽然皮毛产业比其它四个产业的产值加起来还要多，但蠡县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支持哪一个不支持哪一个。用张维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豪赌”皮草产业。最后干脆就自流，没有像义乌那样积极的去搞产业政策。始终没有为皮毛业的发展提供多少特殊照顾。结果——
年前后，马云创业初期，曾经到，向中央各大部委推销他的互联网项目，要帮助国家各部委把信息上网。结果吃了一串闭门羹。当时中央部委的领导还缺乏互联网这个概念，并没有为马云提供支持。据说在离开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马云和推销员一起在宾馆里抱头痛哭。
通过对“技术”这个经济资源的进一步细化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初步的认识：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资源，因为其自身特性的不同，而适合由不同性质的主体来主导分配——纯理论研究适合完全科学家自己来开展，基础科学适合由中央支持，应用科学研发适合企业和中央分担，科技往往适合以企业主导、地方支持的形式推动，工艺流程的改进则适合由企业来完成。
“双11”全中国发货量最大的两个地方是广州和义乌。如果我们再想想义乌三十年来支持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临近广州的小榄镇、古镇镇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专业化的生产聚集，而这些聚集区正是许许多多网络小商品的货源地。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在“双11”疯狂扫货，能够如此便捷的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就能买买买，这一切，都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
产业政策是很难被彻底“消灭”的。要找一个没有产业政策而经济取得成功的现实案例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创业团队离开中国，去印度创业。那里也有十多亿人，但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到14%，70%的地区只能使用2G信号，没有义乌、小榄、古镇这样的小商品生产聚集地，高等级公和铁只能连接少数大中城市。那么，阿里巴巴也许还是可以做成印度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但其一年的销售额肯定比不上今年“双11”前十分钟的销售额，阿里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互联网企业。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首要的功劳，当然应该归功于以任正非为首的创业和管理团队，以及华为十多万辛作的员工，但的产业政策支持显然也是卓有成效的。
其次，产业政策是针对产业的结构性干预。如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不是按照产业特点来制定的、不针对产业结构，那么这种政策就不是产业政策。
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竞争机制和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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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大同的满足不了运煤大货车通行的需求，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运煤的大货车压得坑坑洼洼；丽江的修的很宽大，但小太少，去丽江旅游的人就只能自己爬山涉水去探险了。
这样，产业委员会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就会大力投入到对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支持当中去。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的资源达成共识、分工协作，资助基础研究、州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县市提供各种服务促进产业聚集，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完全有可能反而发展的比现在更好。
近日来，围绕产业政策的利弊，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维迎教授更是喊出了“废除一切形式产业政策”的口号，令朝野上下为之侧目。很多著名经济学者也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中来。但参与者大多是学院派人士，偏重于宏观理论交锋。我从事产业方面的工作已有多年，参与过中国一些地方产业规划或者战略的制定，就从一个一线工作者的角度，结合一些真实案例谈一点看法。
产业聚集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民间的自发，而不是的规划。但自发聚集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地方足以观察到其产业特征，就会很快“集中火力”开始扶持这个产业，也就是开始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豪赌”了。我们分析每一个专业镇的产业聚集过程，都会发现产业政策的影子。
五、家庭作坊击垮了飞利浦灯饰公司
张维迎教授举了光伏产业的例子，说一支持就过剩。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是事实，但同时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光伏产业都快死绝了也是事实。中国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把光伏这个高大上的东西直接做成了烂白菜的价格，逼的欧洲最大的光伏厂家康能净亏损9900万欧元，2012年申请破产；美国光伏产业的老大SunEdison在2016年5月也因为连年亏损申请破产。上个世纪中国各地疯狂上马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项目的时候，也被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国内大量的相关企业在竞争中倒闭，但国外倒闭的更多，中国在这些方面全都成了世界第一。
一般来讲，对经济的调控，主要就是两种政策：一种是宏观政策，另一种就是产业政策。央行调整利息、调整存款准备金，不针对特定的产业，那么它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反之，如果利息或准备金的调整是针对某些行业的，那么它就是产业政策。
至于中央层面，竞争机制则主要体现为国际竞争。由于缺乏上位的监督，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跟地方竞争相比就要差了一大截。但领导人的轮换制度和到年龄退休制度，仍然可以让政策被不断纠错，只是纠错的速度相比地方要缓慢许多。正因为如此，中央的产业政策往往比较宽泛而不具体。
第二个方面：在调整“产业内部结构”方面的政策，比如推动企业的合并以提高集中度，组织协调企业调整开工量和投资规模，以及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等等。】
再低一级的基础科学研究，比如纳米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研发，因为不确定性高、影响范围大，而且向实际产品的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往往需要来提供支持。
竞争促进了纠错机制的形成。纠错的方法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换思，一种是换人。张教授认为一旦制定错误的产业政策就无法纠错显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正好相反：地方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不是无法纠错，而是“纠错”速度太快。很多地方领导的思说变就变，令人猝不及防。至于换上个新领导就换个新思重新来的事情，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以上三种定义，总体上差别不大，最关键的有两点。
花钱支持研发，必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服从于国防安全或社会治安，比如支持研究第五代战斗机、支持研究警用防暴武器；第二就是服务于国民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能找到有某个地方，不制定或者基本不制定产业政策，它的小商品市场发展的比义乌还要好，那么，那些认为“义乌的产业政策无用”的观点就可以得到支持。
至于到最后，把某个把技术变成工艺流程，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优化，这个过程的确定性比较高，投入的回报周期短，不太需要来帮助企业分担风险，因此就基本上完全由企业来完成，就不管了。
但最后实际的结果却跟张维迎教授推论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二十年下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比美国还快些。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抽象，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如下理解：
但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对此类难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比较接近于重复实验的方法，就是找几个其它地方的类似案例来进行对照。
四、经济资源的细分配置问题
义乌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属浙江金华市，地理在浙江算是比较偏僻的。境内多山，交通不便，也没有出海口，在历史上一直都非常穷。以后，义乌人依靠自力更生，从走乡窜户的杂货郎生意做起，三十年间把义乌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商人也因此而富甲天下。这确实是市场经济伟大力量的极佳展示。
两千多年来，蠡县人经营皮草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蠡县地处中原之地，交通便利，蠡县人也如同义乌人一样，热衷于经商。在上个世纪十年代，蠡县皮草交易极为发达，有“北蠡南温”之称。也就是民间商业兴旺程度可与浙江温州相比。
再看一下英文的，它是这样写的：“【大意：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指为了鼓励国民经济的某些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而采取的策略】”
我们只需要深入到中国每一个形成强大的产业专业化聚集的市县镇，就都可以发现这些地方的也都做过类似的工作，而且只会是比我列举的更多、更细。
古镇的灯饰就这样从一点一滴开始起步，从占全国市场份额不到5%，逐步上升到20%、40%，一直到现在的超过70%。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为了支持灯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天也没闲着。三十多年来，古镇灯饰产业的巨大成就显然既有企业家们的功劳，也是地方一份功劳。这样的产业政策，废除的了吗，能废除吗？
“划行归市”后，同类产品放在一起，有了鉴别，竞争更为激烈，各个商家都想方设法提高产品竞争力，在质量、价格、适销对、上档次等方面下工夫，从而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众多经商户集中竞争，有利于客商了解商品信息和价格水平，批发商不断提高商品档次和组织货源的效率。
如果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那么大同和丽江的公该怎么修呢？该如何规划布局？按照哪种等级标准？
我们购物用的手机，也跟产业政策有关。比如，华为是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和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它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它所从事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又是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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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业政策上的差异会让义乌和肃宁在经济竞争中胜出，让蠡县在经济竞争中落败呢？
【第一个方面：针对“不同产业之间”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关政策，包括重点产业的培育和、落后产业的调整等；
这些东西，全都是产业政策——我们能说它不是产业政策吗？
这个产业政策推动的阻力很大，很多商户并不愿意搬迁，不想跟同行在一个屋檐下竞争。但义乌决心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以及相关优惠政策和租金压力，最后还是把划行归市的推进了下去。
比尔盖茨在1990年确实认为做个人电脑比做互联网有前途。他是做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起家的，对互联网了解不多。如果把他放到产业政策委员会的上，他可能会在一开始制定一些重点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而冷落互联网。但即使这个产业委员会拥有和中国的发改委一样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它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并不能美国的企业家们像马云一样去投资互联网产业。
我们可以从马云被之后发生的事情中找到答案：
（1982年义乌第一代商品市场开业时的情景）
第二，产业政策的目标并非“创造趋势”，而是“顺势而为”。对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也并不是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是务实、实事求是。
一、什么是产业政策？
印度不能像中国一样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无线网络信号、不能建立起中国这样高密度的铁和公等基础设施网络、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大数据产业园、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仓储物流产业园、不能为地方中小企业的聚集提供从市场建设到金融支持等多方面的扶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印度才在这一轮互联网中被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如果中国没有淘宝、没有阿里巴巴，中国一定还会有别的企业家建立类似的企业，中国一定还是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购物强国。如果淘宝网明天就宣布关门停业，中国的互联网购物浪潮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停顿。“剁手党”们可能会默哀半天，然后拿起手机转战诸如京东、亚马逊、苏宁易购、微店、当当、1号店、唯品会等多个购物平台。淘宝的店家们也会很快聚集到另一个平台，用不了多久，那里就会形成一个新淘宝。
在不同力度的产业政策支撑下，两国的网络购物业发展情况如何呢？
反之，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却可以找到有些地方，条件跟义乌差不多，但地方没有制定类似于义乌那样的产业政策，结果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不好。那么，我们关于“产业政策有效”的观点就可以得到支撑。
如果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之后是这样一个后果，我们还会赞成废除产业政策吗？
山西大同煤炭资源丰富，以煤炭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大同的很多公，就需要高标准修建，能够承受每天通过1000辆甚至更多的载重大货车。在公网络中多建一些承重标准高的运煤通道，可以促进本地区煤炭相关产业的发展。
皮草交易的中心是位于县城东南的留史镇。鼎盛时期，这一个镇就聚集人口超过二十万，全是南来北往的商贩，控制了中国皮草市场近一半的交易份额。著名作家梁斌曾经题词“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时任共青团中央的李克强还到留史镇来参观考察过。
企业的组织形式是市场化垂直管理，主要受利润驱动，主要从中短期和产业链上下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适合主导配置应用型科技、可移动可消耗的普通资本品、劳动力等经济资源。
（我们拍摄的留史镇街景）
今天，同类型商品的聚集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小商品市场的基本规律，而在当时，义乌以超前的眼光推动这个政策，对于提高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竞争力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2015年9月16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对农业发放贷款高于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比例可以下调0.5个百分点，没有达标的机构就不能降。这是在鼓励金融机构把贷款更多的投入农业。这就可以视为一种产业政策，或者说是在宏观政策中加入了产业政策的内容。
那印度和中国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不差人、不差企业家、不差技术、也不差在市场机制。只要我们实事求是的分析印度和中国之间真实的而不是凭空猜测的情况，二者最明显的差异显然就是：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我们读一下《中国制造2025》，大部分人估计会看的想睡觉，因为里面几乎全是些看起来“假大空”的东西。这些看似抽象的要求，最终会由省市县一级一级逐步细化落实：要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产业，需要建什么基础设施、配套哪些服务、放宽哪些政策、减免什么税费、招什么商、如果落实用地……
——当然我所讲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分析。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证明产业政策一定会促进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只是想说明：张教授通过假设成立以比尔盖茨为的产业政策委员会阻碍互联网发展的方式来证明产业政策不好，这个假设对他的观点的支撑力度是不足的，其内在逻辑存在明显漏洞。
这种聚集是产业政策的功劳吗？
张维迎教授把产业政策斥之为“计划经济的”。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区别，不在于干预还是不干预经济，也不在于干预的是产业结构还是货币总量，而关键在于是“有限干预”还是“无限干预”。计划经济条件下掌握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无限干预”，不支持的产业，就会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有限干预”，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垄断经济资源。没有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家自己也可以去创新。对于与存在分歧的企业家来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给钱，自有找钱的地方。
产业政策并不总是需要走在企业家前面，它完全可以走在后面。实际上它不仅可以走在企业家的后面，还要走在科学家的后面、走在经济学家的后面。
理解了产业政策的含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张教授所呼吁的“废除一切产业政策”的政策，若真的执行起来，可能会导致很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因为产业政策涉及的方面太多太广，没有产业政策的指导，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都会受到影响。
——判定一个政策是否属于产业政策，主要不是看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和工具，主要还是看这些手段和工具是不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产业。
——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之快、地方经济竞争程度之激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换思是必要的。产业政策需要改进的是加强科学论证和完善制定程序，以更好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
如果我们研究产业聚集，会发现中国的产业聚集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像义乌这种小商品市场的空间高度聚集界上其它国家根本就没有。
华为为什么能如此强大？它的生产制造成本为什么可以比它的竞争对手低那么多，成为世界第一的通讯设备制造商？
等到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盖茨以及产业委员会的其它专家委员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会像那些当年马云的部委领导一样，很快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年5月，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几个电信巨头在主导下进行了业务重组。中国移动兼并经营有限电话和宽带业务的中国铁通，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被拆分并入电信。这次重组增强了移动的宽带和电话业务、增强了电信的移动通信业务，可以让这三家电信巨头的业务范围更加均衡、彼此之间竞争更加激烈，以促进中国通讯产业的发展。这样的重组，显然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这样的转变说明了三个道理：
至于学术权威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见于小宫隆太郎在他的名著《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小宫认为，产业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马云回到杭州以后，并没有放弃努力，带着创业团队自筹了50万元开始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风险投资，成立了阿里巴巴。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按照类似的流程操作，但他们并不是中央的提线木偶，每一层落实的过程，都会塞进去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就是地方竞争的关键。我们不要老看到地方对各种产业热点，喜欢一窝蜂一拥而上，很多时候制造出许多浪费。竞争就是要有多余的选手去争夺少量的资源。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有失败者，会有一些项目白白浪费了土地和资金。但只有这样才能炼出真金。
在淘宝“双11”晚会的大屏幕上，一副巨大的电子地图显示着全中国的购买数据。这张地图也提醒着人们：天量的购买信息会制造天量的数据流量。
年，我带着中兴大成的研究团队去蠡县参观考察的时候，整个留史镇就是一个大垃圾场，各种带着血污和臭味的皮毛堆在街道上，街道上臭水横流，四下冷冷清清。那个场面，真可谓是。
到了90年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规模已经很大了，也对市场做了多次扩建改建。但大了之后，摊位数量太多太杂，某个类型的小商品在市场上找很久才能找到，如果要货比三家，那就更麻烦，在市场上转悠一整天也未必能找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义乌就开始推行“划行归市”的：把小商品的种类进行行业细分，然后聚集到一个市场里面去，比如衣服鞋帽就在A市场，皮具箱包在B市场，厨具器皿就在C市场。
——越是基础性的、研发周期长的项目，资助的比重就越大、资助的层级就越高。这也是世界的通行做法。
第一，产业政策是一种“有限干预”。
——中国这种地方激烈竞争的产业发展机制并不怕过剩，真正需要担心的反而是不参与竞争的中央太多的干预这种“过剩竞争机制”。作为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我也不赞成中央出于纯经济考虑压缩某些产业发展、搞生产目录管制之类的政策措施。中央的产业政策不应该具体到这种程度，对于张维迎教授在这些方面对产业政策的，我举双手赞成。中央的产业政策可以鼓励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主导的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也可以在、安全等方面为地方产业竞争划定底线，严重资源的项目上马等。但不应该去判断产能有没有过剩——这种事情最好交给处在竞争第一线的地方和企业去做。比如欧洲那家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因为中国压缩产能，最近又要“”了。我看还是不要让它活过来的好。
印度有没有自己创业、建立网络购物平台的企业家呢？有的，而且还有很多。有没有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网络支付平台呢？也有。印度的互联网产业内部是否存在市场竞争机制呢？存在。
对此，里面也讲了一句“Industrialpoliciesaresector-specific,unlikebroadermacroeconomicpolicies（产业政策是针对特定行业的，不像宏观经济政策那样宽泛）。”
最高一层的科学理论进步，比如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爱因斯坦，跟产业政策和企业家才能都没有关系，只能遵循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再加上科学天才们的灵光一现。驱动这种理论进步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于产业政策的支持，也不是来自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只能来自于科学家们对科学探索的纯粹热忱。
这个理论起来还不错。但说到底，这个公到底该怎么修呢？还修不修了？
但是本地的人在当地工作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对锁具行业的了解程度就很高，跟制锁的企业家们也很熟。他们知道这些机器多少钱合适。就算企业倒闭了，他们也很容易找到别的锁具生产商来收购这些机器。所以，本地公司给银行提供，一百万的机器可能就能抵押贷款五十万或者六十万。这样，就把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给搞活了。
也许会有人说：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人家还不知照样有亚马逊、百思买，可以用手机购物，有快递送上门。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只能吃带毛猪？没有产业政策，中国的互联网购物说不定反而可能发展的更好。
东莞的小榄镇，这里号称中国锁城，专门生产门锁，是世界上最大的门锁生产，上万家小微企业不干别的就生产门锁。前面列举的古镇镇的产业政策，这里当然也有。但本地搞得更出色的是金融支持，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
既然在张教授看来，产业政策是不公平的、没有效率的，无法判断产业创新的方向，资源对某些特定产业的支持是不负责任的“豪赌”，应该提供公平的、不干预产业的公共服务。大同和丽江的在修建公的时候，就不应该偏向于发展煤炭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必须对所有的产业一视同仁。
为什么中国能在网络购物方面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成绩呢？经济总量和人口因素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采取“弱产业政策”的美国，在网络零售业方面如此快的被采用了“强产业政策”的中国追上并超越？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如果要修，那也就既不能重点支持煤炭产业，也不能重点支持旅游产业，只能按照诸如人口数量、人均P这种跟产业没关系的指标来修，每万人多少面积的公这样。至于面承重，就按照平均水平来，大同和丽江的搞成一样，这样就没有产业歧视了。
如果没有这些大数据中心的高速运转，双11的购物狂欢可能刚开始一分钟就被网络崩溃中断了。
按照张教授的逻辑：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一定发展缓慢。
“空间聚集”这种有利于商贸业发展的经济资源，由地方来主导就比个体的企业家或小商贩更合适。因为地方的范围和存在的基本都是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前提，它的理想目标就是整个区域空间的效益最大化。地方就会思考：在我的这个行政区域内，A产业可能在这里聚集更合适，B产业在哪里聚集更合适。它是从区域一盘棋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根据很多反对干预市场的人士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说：义乌的案例并不能证明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因为说不定不去搞这些产业政策，不去建设小商品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可能会发展的更好，或者至少是跟现在一样好。所做的不过是瞎、无用功。
考虑到2015年美国的P大概是中国的130%，且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比中国先起步很多年，就更容易看出来中美之间网络购物发展水平的差距了——美国远远落后于中国。
二、大同和丽江：消灭产业政策的“公悖论”
除了这些，商贸产业要兴旺发达，还需要其它更多的资源支持。比如，同类型的商品最好是聚集起来交易。这个在产业经济学上叫做“聚集优势”。这种聚集，方便商人共享进货和销售渠道，方便消费者比较和挑选，还会促进商人之间的竞争，逼着他们改进服务和商品品质。
至于小宫隆太郎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说列举的各种政策措施，则说明产业政策的工具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向重点产业提供补贴、落后产业发展之外，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合并重组、对产量和投资规模的干预等等，都可以成为产业政策的内容。
但这些理论模型的分析都是极为简化的，真实的经济运行过程要复杂的多。每一个经济资源，都可以再细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它们的组合方式，远非经济增长方程所能描述。
产业不是由创造出来的，但经过科学论证的政策可以让产业发展的更好。义乌的小商品交易产业并不是政策创造出来的，而是民间先有聚集，再跟进服务、帮助建设商品市场，审时度势推进“划行归市”。最后效果是很好的。
义乌有过五代小商品市场：1984年在火车站边上建的集市是第一代，划行归市后的市场是第三代。每一代小商品市场，都是义乌主导建设的。建设这个市场就是为商贸产业发展服务的，它的空间形态就是一间一间的小店铺，除了卖小商品干不了别的。显然，它不是为所有产业平等的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当然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
这个市场不仅把尚村的皮草商人聚集了起来，留史的商人也跟着跑了过去。十年下来，留史镇的皮毛交易产业所剩无几。皮毛批发商，都只知道有尚村皮草批发市场而不知道有留史。留史镇保留下来的，就是最低端、污染最严重的皮草加工。
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修建，是所需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任何一条公或者桥梁，真的要建起来，都要先拿出具体的规划线和技术标准来，不然没法建。一条新修的公，它是该绕城而行还是穿城而过？它的面是只能承受小轿车和普通货车通行，还能可以每天承受1000辆载重几十吨的大货车通行？
在马云到中央部委推销遇挫的这个真实故事里，如果我们把部委的领导换成比尔盖茨，把中国换成美国，就跟张维迎教授假设的情况很类似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看好互联网的人坐在领导的上，而且这个有制定产业政策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很多的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早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归结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有效组合。后来，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方程：Y=Af（L、K、G），则把技术进步也纳入了考量。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十多亿人口。跟美国一样，印度执行的是“弱产业政策”。印度的P只有中国的20%，比较可怜。但是网络购物额的差距更大，印度只有13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的3%。实际上，今年“双11”开抢的前八分钟，淘宝产生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印度全年的网络零售额。也就说，中国的“剁手党”们熬个八分钟的夜，就把全印度人民一年网购的钱给花出去了。
大数据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服务器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并且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冷却，还需要十分稳定的地质结构保障其安全。贵州的水电资源丰富，其石灰石地质结构也很稳定，因此是布局服务器的绝佳地区。为了支持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贵州省和贵阳市多年前就制定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土地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电价和水价，并负责地面的平整、架设高压输电线，规划建设方便的公交通网络。贵阳的大数据中心不仅为阿里巴巴提供数据服务，还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数据处理中心。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些数据流量并不是在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进行处理，而是在分布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大数据产业”。其中最大的是距离杭州两千公里之外、中国贵州贵阳高新区大数据中心。这里布置着超过十万台大型服务器。
年，中国“双11”淘宝的购物额超过了一千亿，2015年的这个数据是912亿。这个数据不包括京东等其他网络购物平台。而2015年美国的圣诞节加“黑色星期五”的网络购物总额为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500亿。如果比较全年的网络零售量，中国2015年是4万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的数据是3400亿美元，只能屈居第二。
在“双11”的购物狂欢中，企业的创造和的产业政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彼此难以分割：当我们打开手机淘宝的时候，这个网站是企业家马云创造的；网络信号是主导的电信通讯系统的；当我们点击购买的时候，数据处理是在规划建设的大数据产业园进行的；处理完的数据反馈到卖家，这些卖家大部分是私营中小企业主；企业家们把商品发货，进入规划建设的物流园区；物流由快递企业分拣——创办顺丰的是一个从快递员干起的私营企业家，可以高速把货物送达，但如果要把货物送到偏远地区，还是需要使用几十年前建立的邮政物流系统；货物分拣完成后进入主导建设的交通网络体系，最后再通过一个一个为了谋生而进入快递行业的快递员进入千家万户。
正因为如此，一个地区的产业聚集程度，跟的产业干预能力密切相关。
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垂直管理，中央主要受驱动，主要从长期的、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适合主导配置战略性的科学技术以及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等经济资源；地方主要受政绩驱动，主要从中短期、区域范围来问题，适合配置区域内基础设施、应用型科技资源以及土地等空间资源；
搜一下百度百科，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能够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当然不仅是华为，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是一样。它到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建设区域总部、数据处理中心或者仓储物流，地方都会毫不吝啬的提供廉价的土地、电力和各种服务。
肃宁这个地方做皮草的基础本来比较差，只是在靠近留史镇的尚村有一些人到留史做生意，把尚村的皮毛加工业带了起来。但是，肃宁县很早就积极制定了支持皮毛产业发展的政策，跟义乌一样，在尚村投资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皮草交易市场，“划行归市”，不同种类的皮草集中到各个区域交易，各项公共服务也都做好。“豪赌”了一把。
缺乏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大部分蠡县的皮毛厂商，就始终停留在一家一户简单加工然后开个小门面销售的这么这个层次上。他们没法和隔壁的尚村竞争。当地人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尚村做皮毛生意的，超过一半都是留史人。
为科技提供支持的主要是地方。基础科学的影响范围很广，其好处很难被某个省市独占，因此由中央来资助更为合适；而科技出来的产品，受知识产权和企业保密制度的约束，在一定时期内会由首先成功的企业独享。这个企业所在地的就能从中获得税收、就业等好处。为了获得这样的好处，地方就愿意为企业的研发提供补贴。补贴可以帮助企业分担不确定性。一家企业的研发可能失败，而往往同时补贴数十家上百家企业，少数研发项目失败造成的损失可以从成功的项目带来的好处中弥补回来。
对华为的支持，只需要列举一个方面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土地。
相反，云南的丽江以旅游为主导产业。丽江规划和修建道，就不应该规划太多高承重标准的公。修一条高标准公的钱，可以用来修三四条低等级公。这些低等级公走大货车是不行的，但优点在于造价便宜、可以适应多种地形，可以让小型旅游车方便的深入山林峡谷。这种低标准、多线的道布局模式，就是在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支撑，有利于旅游而不利于重工业，它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从土地上补贴给华为的钱，算不算是浪费，是不是不务正业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给一座城市和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少收的土地价格。仅仅税收一项，华为在深圳的数量就应该大大超过它占用的土地价值。更不要说华为员工在周边购房给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了。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初是居民自发形成的，分布比较杂乱，跟中国很多地方的乡镇集市差不多。1984年，义乌县发现了这个自发市场的潜力，提出了“兴商建市”的战略，把商贸业当成本县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其具体的“产业政策”，就是出钱，在义乌火车站旁边圈了20亩地，建立了有水泥板和木棚子摊位的集聚市场。这就是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这个问题，在这么多年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研究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一直在反复的思考。
有没有小商品市场搞得比义乌还要好的地方呢？不要说中国，全世界好像都没有。因为义乌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嘛，要有比它好的就不能称“都”了。广州也许可以算一个，它的箱包皮具等小商品交易也很发达，但小商品种类不如义乌丰富，聚集程度不如义乌高。再说广州商贸业也有产业政策支持，最有名的比如“广交会”，开创于195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搞的。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三、义乌和蠡县：产业政策效用的一个对比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如此庞大的网络购物产业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曾经的繁华呢？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狂欢节，马云打造的淘宝销售平台创造了一天一千亿的销售奇迹。这当然被视为企业家才能的伟大成就。但是，这样的奇迹难道仅仅是企业家创造的吗？
掌握的资源该如何使用，产业政策说了算；市场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市场说了算。两种力量有时候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但有时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动自己看好的产业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补、可以竞争、可以互相纠错，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最后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仅仅通过土地廉价出让的方式，就相当于补贴了华为超过一千亿的资金，可以让华为低成本在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建设研发和生产，享受到大城市的各种便利。
六、“双11”繁荣背后的中国产业政策
都跑到隔壁的肃宁县去了。
七、产业政策为什么有效？
市场竞争和地方竞争双重竞争机制的存在，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体。什么东西只要中国一过剩，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领域诞生一家或几家超级高效的企业巨头，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就基本没有活了。
而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产业升级。必然会优先资助那些有助于产业升级的研究。如果没有产业政策作为发展导向，就跟大同和丽江修公一样，就只能“无差别派发”研究经费，比如给每个教授或者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每年五百万研究经费，让他们爱干啥干啥去，或者干脆派人在直升飞机上往大学校园里面撒钱来支持研发。
在大趋势面前，理论家可以侃侃而谈，一开口就是“我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而一个成熟的实干家，包括企业家和家，则必须懂得等待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
比如，根据技术的高深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科学理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艺流程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方面的改进等等。
要回答这些技术问题，就很难不涉及到一个地方的产业规划或产业政策。
用“细分经济资源与经济主体匹配”这个思，我们再来分析义乌和蠡县在产业政策上的成败得失。
顶尖理论科学家组织形式是单个的人，主要受理想驱动或兴趣驱动，基本不涉及经济利益，适合去解决超长期的、纯理论性的的问题；
为了支持华为的发展，地方在土地问题上都十分。华为从1996年开始在深圳买地建设总部，到2008年累计拿到了160万平米，平均地价只有每平米375元，其中2008年拿到的一块最贵，地价也就每平米9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基本上就等于是白送了华为好几百亿的现金。2002年，华为在上海浦东买了27.5万平米的地建设研发中心，地价为每平米469元；2003年和2007年在杭州买了36.3万平米的土地，均价为每平米217元。2012年在北五环附近买了一万平米的地，均价为每平米1942元。
以技术为例，在经济模型里面就是一个符号A，但这个A在现实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种类，每一个种类都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蠡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范蠡从越国宰相的上退下来以后，带着西施周游列国，顺便做生意，在蠡县这个地方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动物皮毛。蠡县因此而得名。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
有的。而且还不少。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企业家就比家目光短浅，关键是企业和的组织机制存在差别。企业家花钱，必须要考虑一定时限内的回报。企业的钱投入进去，三五年都没有回报，就算企业家本人有这份“情怀”，企业的股东们也不干。企业是为逐利而生的组织，它的组织特点决定了，企业家不能太讲“情怀”。回报周期较长、影响面比较大的研究，总的来看还是由不追求利润回报的特别是中央来投入更合适。
中国地方间的产业竞争非常激烈。这种竞争的形成机制，有人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人说是为了，也有人说是出于责任感，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激烈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比较。
马云和中央部委存在分歧。马云回杭州继续搞互联网，中央部委继续支持诸如联想这样的电脑生产厂商而不是互联网企业。最后的实践证明，马云正确。官员们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思想也就很快转变了过来。这种意见分歧和试错的过程，是我们认识产业发展趋势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实际上，这还是拿中国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比。如果跟起步时间差不多的印度相比，这种差距就更明显了。
产业政策的论证和制定，一定是先有产业发展的事实，再有对趋势的判断。就好像先有冯诺依曼发明了计算机，才能有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在马云把他想象的互联网产业做出样子来之前，持观望态度，并不丢人；等他做出样子来了，再跟进支持，也不能算是马后炮。
的产业决策，比市场慢半拍，很多情况下是好事，说明懂得了尊重市场、尊重规律。
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除了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资本、劳动力等以外，还可以包括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这些资源都比较适合由企业家或者个体小商贩来掌握。
十年之间，留史镇人口减少了一半，从二十多万人减少到了不到十万人。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单纯用义乌这么一个案例很难予以反驳。因为社会经济不同于物理实验，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控制条件多做几次。我们无法回到1984年，让义乌不制定任何产业政策、不建设任何小商品市场，然后再来比较一下有产业政策的义乌和无产业政策的义乌，哪一个的经济发展更好。
张维迎教授认为，不可能正确预测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的错误将会产业创新，因此产业政策应该废除。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
除了义乌，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有数不清的“专业镇”，每一个镇都有一个或几个地方出现了产业的高度聚集。像广东中山的古镇镇，全镇人民就只做一个产业，就是生产LED灯具。大部分企业都很小，也就几个人，属于家庭作坊的级别。但数量惊人，共有灯饰企业14000多家，灯饰配套的五金、塑料等企业3000多家，古镇家庭有60%都拥有自己的灯饰相关企业。它的LED灯具总量就能占到全国LED产量的70%以上。飞利浦这种国际巨头就硬生生的被这种聚集效应带来的威力打败了，不得不在2016年5月宣布关闭了它在中国的灯饰公司。
比如到湖南，省就颁发了《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这个就比中央的细一些，结合湖南的情况，从中央的文件里列举的一大堆产业里面挑了几个重点出来做。
当订单完成付款以后，就会有超过20亿件商品开始从各地仓库发货。绝大部分货物都会进入附近的大型仓储物流园区进行中转。而这些物流园区，也是过去十多年在产业政策支持下迅速新建起来的。
若因为对产业趋势的判断慢了半拍，就说产业政策注定阻碍产业的发展，显然是操之过急了。
如果让经济学家们投票，在中国找一个市场力量发挥得最的成功典范，浙江义乌的得票率应该比较高。
然后到长沙，市就发布了《长沙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这就落到具体执行层面了，提出要建立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成立智能装备租赁公司为企业提供智能装备租赁服务、设立智能制造产业基金以及为智能制造企业提供各种具体的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美国也是有产业政策的，比如美国从1992年就开始推动“信息高速公计划”，投巨资大力支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科技研发。这正是美国今天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基石。当然，美国产业政策的深度和广度跟中国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是“弱产业政策”支撑起来了它的互联网产业，而中国是采用了“强产业政策”来支撑了互联网产业。
这个政策效果很显著，把分布在义乌各个地方的小商品交易都集中起来，市场规模一下子就做大了。各种小商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得到。周边市县的商贩就都到这个市场来买卖小商品。这一下，就确立了义乌在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
我在参与一些地方产业政策谋划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当地官员比较着急，一看见本地有那么一两家小企业搞得还不错，就想着赶紧去扶持一把，打造一个什么产业集群。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劝他冷静冷静，还是要再看一看，等这个产业的产值或者企业数量在本地经济中占到一定比例以后，才能够判断这类产业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区域经济优势的必然产物，才适合较大力度的去投入支持。
随着互联网在国内外的逐步发展，国家部委也开始转变了态度，认识到了互联网发展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转而大力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这样，的产业政策和民间的创新结合了起来，中国互联网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这种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但大方向应该基本上说的过去。其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的不同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驱动力和思维方式，适合主导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源的配置。
显然，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会这样做。
产业发展的趋势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到这个趋势，然后参与到这个趋势中去，加快发展的速度或者优化发展的结构。
首先，产业政策的主体都是——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定义都没有区分中央和地方，不管哪一级制定的针对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产业政策。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种产业政策的定义认为只有中央才能制定产业政策。
社会科学上的“假如”是很难被验证的。张教授的这个“如果”也是如此。我们没法回到1990年让美国设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看看实际效果如何。替代的验证方法只能是找一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供参考。
他说：“1990年如果美国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个人电脑）。”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阿里巴巴真的出走，因为那会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损失。但这种损失是99分和95分的区别，而不会是优和良的区别，更不会是及格和不及格的区别。
以兼并重组为例。如果只是制定一项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做强，简化相关审批程序，那么它就只是宏观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如果这种鼓励主要针对特定行业，那它就是一项产业政策。
再比如，基础设施的修建。如果只是按照客流量和货运量规划建设了一条连接两座城市之间的高速公，那么它就不是一项产业政策；反之，如果某个产煤城市，为了本地煤炭更方便的往外运输，由筹资修建了一条通往附近某个港口的煤炭运输专用公，那么它就是一项产业政策。
在经济体系中，企业主要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整合经济资源，从进货、生产到销售这么一个链条，比较注重纵向思维，就好像是织布机上纵向的纱线；主要从空间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注重在横向上整合各种经济资源，这就好像是织布机上横向的纱线。两方面的纱线数量都很多，不止一根。企业的种类很多、从事的行业很多。产业政策则广泛存在于的各个层级，以各种形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从宏观到微观“无微不至”，渗透到了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中。企业经营决策和的产业政策相互交织、彼此配合，一层一层的缝合在一起，这才共同织出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只要有机场、港口和大型火车站的地方，就会规划建设物流产业园，把各种电商快递的仓库聚集到一起，集中存储、分拣、配送。在淘宝诞生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伫立起来了约1200个物流园区。
但即使在这个被为市场经济标杆的地方，的产业政策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是不容小觑的作用。
到了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的这个技术层面，比如汽车的新能源、衣服或电池的新材料的研发等等，这个阶段交给企业来控制就比较合理。因为它是在三五年、最多十来年就能看得到成效的。但一般也会提供支持。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这可以带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税收、拉升土地价格、创造劳动就业。
到了长沙下面的浏阳高新区，这里就开始负责具体的招商和政策落地。园区负责人就带着宇环数控、安靠电源、华恒机器人等20家智能制造企业跑去跟新成立的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签约，让总院为这些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流程优化等各方面的支持。
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的蠡（读音：离）县。
从物流园区中转以后，货物就会进入庞大的交通网络进行运输。在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速公里程从几乎为0到成为全世界高速公里里程最长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铁里程里程最长的国家，而这些几乎全都是主导建设的。这些建设不能全算是产业政策，但里面仍然少不了产业政策的元素，比如煤炭运输专线、高铁产业链条的整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