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乳名老疙瘩，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 。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2] 。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叫“钻天燕”，慕名来找他医马，他手到病除，名声于是大噪，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他从小就跟父亲进赌场，早已沾染上这一恶习，所得钱财大多赔折在内。有一次，他输到心头火起，便一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掷于案上作注，赌友们大惊失色，忙把钱全数还了给他。
甲午战争期间，他浪迹于辽西一带，常为宋庆的毅军部队医马，以此投入军旅，在马玉崀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因为熟知马性，精于骑射，不久提拔为哨长，白马红缨，春风得意，娶了当地乡绅赵占元的女儿。但他这一段行伍生涯很短，不久中国战败，毅军回防直隶，他即留在了辽西。当时国家新败，奉天首当其冲，散兵游勇与流氓无产者到处抢劫，乡间几无宁日，各地遂出现“保险团”的组织。保险团并不同于团练军：团练军是准官兵，是朝廷允许和鼓励创建的地方自保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团练军发展壮大而来的;而保险团以收取保险费作为保护乡民的条件，事实上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谓之“胡匪”或“绿林”，向为朝廷所禁止。大致说来，保险团有似梁山泊，依盗贼而自壮;团练军好比祝家庄，赖官府而图强。
然而，保险团的表现也各有不同，这正如《水浒传》中的“四大寇”，宋江是“替天行道”，方腊、田虎、王庆则是穷凶极恶之辈。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资助下，拉20多个弟兄组织起了保险团。他这个“大团”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不仅能保境安民，且能抵御外侮，是个合格的小梁山泊，受到了乡民的称赞和信任。然而，他虽是个合格的“宋江”，相邻地区却有更多的“方腊”、“田虎”、“王庆”。比如，附近中安堡有个大团，首领叫金寿山，手下100多人，控制20多个村子，在小王国内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最后，中安堡的乡民只好求助张作霖。张替天行道，马上去把金寿山给赶走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27个村子，手下兄弟增加到40多个。不想金寿山不肯善罢甘休，趁大家过年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张作霖落荒而逃，他的好兄弟汤玉麟和孙大虎背着他的妻女随他逃出，其余兄弟也逐渐来会合。他们稍做休息后，决定去高坨子投奔绿林前辈冯德麟。冯德麟手下有千余人，是辽南规模最大的保险团，而最难得的是他打出了杀富济贫的大旗。
但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缘分还未到，他途经八角台时，遇到了一个独具慧眼的秀才张程九。张程九是八角台的乡绅，在当地属于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认为张作霖北人南相，言谈不俗，有心要留住他这个人才，便将张作霖的40余人编入了当地的保险团，并由张作霖做头把交椅，原来的头领张景惠作副。他们虽实为绿林，却也自称团练，故张作霖此时的徽号是“团练长”。此时，他有了70多个弟兄，并有了一个富庶的商镇八角台作大本营。
《辛丑条约》签订后，地方局势渐渐平复。张程九是个读书人，他以团练的标准去衡量“保险团”，认为既然局势已经稳定，团练就该解散。可他又无从安置这生龙活虎的百十号人，遂去拜见新民知府增韫，表示愿将团练交给政府。增韫听他对张作霖赞不绝口，很感兴趣，便招来一见，结果他一见张作霖聪慧儒雅的样子便很喜欢，马上便答应收编。恰巧此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深以“胡匪”为患，正令张锡銮派员招抚。因此，张作霖之“受招安”是十分顺利的。
可有一点他与宋江一样——受招安后，就得征方腊。他得到官府的支持，在八角台招兵买马，大量收编绿林队伍，如张作相、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等均来投奔。此时，他已有400弟兄，乃正式受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他任帮带，统率五哨人马，仍驻八角台。翌年又升任管带，移驻新民府，奉令剿杀各绿林山头，如王六哨、杜立三等均覆没在他的手里。
剿灭杜立三可看出他手段之残忍。杜立三是一支势力较大的绿林，张作霖自知不敌，遂在杜立三的族叔杜泮林身上下功夫。老举人杜泮林自然不希望自家出个盗贼，乃力劝贤侄接受招安，并说张雨亭便是好榜样云云。结果杜立三真的带人来投，不料却被张作霖灌醉后全部杀死，他收编江显真等五大哨也是用这样的手段。不久他以剿匪有功升任巡防营统领，因此，说他用绿林同道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也是毫不过分的。当他进省城谢恩时，总督徐世昌派周树模代为接见，周树模问他为何愿意受招安，他直截了当地答道：“为了升官发财!”
此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决心在东蒙一带移民屯田，以对抗沙俄的鲸吞蚕食。然而，蒙族牧民因牧场被占，奋起反抗，渐至形成匪患，著名的有白音大赉、牙仟驱、陶克胡克等。1908年，徐世昌在增韫的推荐下，派张作霖移驻奉天西北的通辽、洮南一带，以发挥他骑射的特长，对抗来去如风的蒙匪。洮南一带系干燥的沙漠，草长逾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条件之艰苦，至于无法完成侦察工作，斥候兵往往人死了马跑回来。蒙人对这一带自是十分熟悉，可以来去如风，经常打官兵一个措手不及，张作霖本人也曾经遇险，九死一生。起初，他对此一筹莫展，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于是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以破获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安遇吾是荆轲那样的侠客，找到关系进入蒙匪内部，顺利地画好了地图。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想刺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不慎事泄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将安遇吾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大家在为安遇吾入殓的时候，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藏有地图。张作霖就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驱投降、陶克胡克逃往西伯利亚。张作霖以这件大功升任九营统领，原驻洮南之孙烈臣部也归其麾下，部众达到3500人，兵精马多，成为东北一支劲旅。他为了感谢安遇吾，十分照顾安的两个儿子。但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两个年轻人不愿接受报答，甘愿飘然离去。后来，他们仍然混迹绿林，以行侠仗义为己任。
如安遇吾这样的侠客，春秋战国以后就很少见了。清末的革命党人，为刺杀权贵，甘于杀身成仁，是可歌可泣的烈士，却不是重义轻生的侠士。侠士的要旨在于一个“义”字，如大刀王五与谭嗣同这对好友，一个是侠士，一个是烈士，气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安遇吾仅为了与张作霖的朋友之义，就甘愿身涉险地，虽死无恨，正是古时侠客的风范。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遁迹于绿林中。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本人也是一个大有侠客风范的人。
他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却也十分贴切。他只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均无广泛读书的可能性，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最流行的说书演义，诸如他的能力、气度、义气，固然有天生的成分，但未必就没有这些说书演义的影子。评书艺术精彩绝伦，多带有草莽豪侠之气，对人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觑。张作霖的一生便是一部传奇，日后编入评书演义，也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决不是段祺瑞等人所能比拟的了。
二、东北王张作霖在关外受朝廷招安的时候，朝廷已经日薄西山了。然而，作为一个出身绿林的人物，生当乱世并非坏事，此时他已拥有一支精锐的武装，身经百战，野心勃勃，对奉天乃至东北都有强烈的征服欲望。
他要扫除的第一个障碍是革命党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有取天下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便是在东北起事，然后直迫北京。自1904年留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军以来，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活动是有传统的。到1911年5月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时，奉天已有一大半落在革命党人手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加上为赵尔巽训练新军的蒋方震，以及奉天本地富家子弟张榕，这些著名革命党人占据着新军中的要职，在奉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由于辛亥革命后，为防备别省革命党的活动，吴禄贞奉调正太线，张绍曾奉调滦州，剩下蓝天蔚和张榕留驻奉天，实力有所削弱。
武昌起义后，奉天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即蓝天蔚之新军第二混成协，因此其起义条件不在武昌之下。然而，蓝天蔚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生怕急则生变，因此一直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他拟与驻石家庄的吴禄贞、驻滦州的张绍曾，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同时举事，结果吴禄贞被刺杀，此事遂告流产。此时距武昌首义已将一月，他才准备在奉天一省发动起义。11月7日，张榕、柏文蔚等人推举蓝天蔚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拟驱逐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获悉后十分恐惧，准备逃走，但袁金铠认为，新军虽已不可用，正可重用巡防营旧军。赵尔巽遂密调后路巡防营吴俊升部自辽源驰援奉天。
这个重要的情报被张作霖探知。张作霖早有图省之志，故在省城安排有密探。如今得到这个消息，即刻亲率七个营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洮南直驰奉天。在路过辽源时，吴俊升出城迎接，竟还不知道此事，他也虚与委蛇，刻意隐瞒。到了省城后，他即面谒赵尔巽，声称听说局势紧张，生怕总督陷于危境，故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罚云云。赵尔巽正望眼欲穿，不仅不责怪他，且令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如此一来，他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有了15个营的人马了。
蓝天蔚错失良机，贻误大事，此时竟还奢望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11月12日，他与吴景濂等人组织了保安会，邀请绅商200余人到会，准备以表决方式通过奉天独立的方案。赵尔巽亦携张作霖到会，且在会场内外布置了人马，持枪待命。吴景濂等人倒也不惧，仍旧慷慨陈辞，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马上予以反驳，张作霖则将手枪置于案上，予以公然恐吓。革命党人与倾向革命的议员见状，均愤然离去，此议遂告流产。不久保安会复会，袁金铠以副议长身份主持，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推举赵尔巽为会长，伍祥桢、吴景濂为副会长，袁金铠为参议长，蒋方震、张榕为参议副长。于是，保安会成了保皇会，张作霖成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进一步取得了军事实权。
翌日，赵尔巽即褫夺了蓝天蔚的兵权，令聂汝清暂兼第二混成协的协统，令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蓝天蔚很不情愿，张作霖便拔枪相向，被赵尔巽劝开，如此，蓝天蔚便不得不走了。事实上，当蓝天蔚试图有所作为时，第二混成协已完全不听从他的号令了，由此可见他对新军的策反工作几乎毫无成效。
蓝天蔚走后，张榕落单。张榕曾与吴樾一起刺杀使洋五大臣，在革命党中声望很高。他为人机智且有感召力，故因刺杀案件被捕入狱后，狱吏居然与他一起逃亡到日本。他本是奉天的富家子弟，颇能以家产资助革命，因此实为奉天革命党中第一要人。他与张根仁、柳大年等人组织了奉天联合急进会，自任会长，密谋起事。但他为人过于光明磊落，毫无保密意识，故其一举一动，均为赵尔巽所掌握，赵尔巽便命张作霖负责监视张榕。不久南北议和，赵尔巽便主动找张榕要求讲和，张榕自然应允。1912年1月23日，袁金铠怂恿张榕请客吃饭，张作霖也到场，但被袁金铠借故支开。筵席散后，张榕在回家途中，即被张作霖所害。张作霖迫不及待要杀张榕，还有一个原因，即觊觎张家的财富，故张榕死后，他马上就查抄了张家，并因此株连了100余人。他出身绿林的嗜杀本性，在此事中体现无遗。但赵尔巽对他极其嘉赏，保奏清廷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授统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
那个贻误战机的蓝天蔚，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军政府大都督，节制北伐之沪军及部分海军，驻节烟台，准备进攻辽宁半岛。此时听到张榕死难的消息，极为悲愤，于二月初攻入大连，暂设都督府于此，与张作霖等部激战连日。不久，清帝退位，南北妥协，双方遂停战。不久，黄兴饬令东北保持现状，蓝天蔚遂辞职南返。1915年洪宪帝制中，他又曾潜反辽沈，拟推翻张作霖，事泄反被通缉，遂南下广州襄助孙中山。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优柔寡断，使革命党人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坐失东北，对今后中国政治格局之影响不容小视。
革命党的势力被清出奉天，张作霖取得奉天的军权，现在他要清除的下一个障碍，便是他的顶头上司——奉天都督。第一任奉天都督张锡銮是袁世凯的好友，张作霖和冯德麟都是他间接招安来的，有些像《水浒》中的宿太尉。但是，张、冯手握重兵，又都是桀骜不驯的绿林人物，对有人凌驾在自己头上十分不满，言谈举止之间毫不保留。可怜张锡銮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对此实在不堪忍受。加之张作霖曾被袁世凯接见过一次，身价为之倍增，其府邸日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成为奉天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张作霖还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
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军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
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居功讨赏，实际上便是冲着督军之职，而所谓“与吴俊升对调一节”，实则是一种威胁，意思是若敢“对调”，则必然自由行动，到时“祸至无日”，后果自负。其枭雄本色跃然纸上，但是袁世凯和段祺瑞这种正规的军人，根本看不上张作霖这种绿林出身，因此当张锡銮迫于压力请辞的时候，袁世凯仍不愿委张作霖以都督，而是派段芝贵入督奉天。
段芝贵字香岩，人称香帅，既是袁世凯的宠臣，又是段祺瑞的同乡本家。袁世凯称帝时，封张作霖为一等子，比段芝贵的一等公差之远甚。张作霖固然不能拒绝段香帅上任，但他有自己的办法。他一方面搜购珍奇古玩，以结段氏的欢心，另一方面则借口不愿给人作“子”而拒绝封爵，并请求辞职。事实上他以区区第二十七师师长的身份得封爵位，已是天大的恩宠了。可他既然提出辞职，段芝贵便不能不置之不理，因为将领的所谓“辞职”其实就是自由行动的同义词。不想段总督亲自登门造访，他却闭门不见，这样一来，段芝贵在奉天就呆不住了。
段芝贵先是请袁世凯为周旋说项，袁世凯乃欲委张作霖为绥远都统，被张拒绝。袁世凯遂召张作霖进京，劝他率兵南征，并许诺事成后封公爵。张作霖佯装同意，但取得军饷军械后又突然变卦，与冯德麟唱了一出黑白脸，由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进城逼宫，张作霖则代表二十七师劝段芝贵暂避风头。段芝贵是著名的贪官，他自知奉天非久留之地，遂携巨额官款逃回北京。张作霖则马上公开段芝贵贪污之事，誓欲为奉天父老讨还公道，接着又模仿蓝天蔚等人的旧例，组织了新的奉天保安会，宣称“奉人治奉”，以独立要挟袁世凯。袁世凯无奈，只好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以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袁世凯考虑奉督人选时，征询了段芝贵的意见。其实当时的人选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二人，而段芝贵对唱黑脸的冯德麟恨之入骨，故推荐了张作霖。袁世凯对张作霖的印象向来不错，亦表同意，遂发布了任命状。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遂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奉天为东北最重要的一省，取得奉督地位，鼎定了他日后成为东北王的基础。
但是他就任奉督，惹恼了那个绿林前辈冯德麟，这便是张作霖要排除的第三个障碍了。冯德麟是秀才出身，远比张作霖“高贵”;在绿林时已拥众数千，非张作霖的小打小闹所可比拟;而受招安后的地位也一度在张作霖之上。张作霖以征讨蒙匪有功，在徐世昌的提拔下，得以与冯德麟同为巡防营统领。此后二人地位相当，关系也相当融洽。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冯德麟固然可以在双簧戏中唱黑脸，让好兄弟张作霖唱白脸，但后来一知道是被张给利用了，这一气便非同小可，何况这个昔日的绿林晚辈竟摇身一变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可忍孰不可忍!袁世凯和段芝贵分别以张、冯为正副职，也未必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于是，在张作霖就职那日，冯德麟便未去道贺，当然也拒绝接受帮办之职。张作霖可以对张榕痛下杀手，对段芝贵爱理不理，却不能对冯德麟略有怠慢。他连忙亲自登门拜会，说了不少低声下气的话，不料冯德麟还是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即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与督办公署完全一样，内设参谋长及四课，其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张作霖自然不会同意，便电请袁世凯出面解决，不料冯德麟也以辞职要挟袁世凯。袁世凯乐得坐山观虎斗，将奉天的问题束之高阁。于是，冯德麟率五营人马浩浩荡荡开入省城，准备正面与张作霖争雄。张作霖闻讯，立刻亲自来拜会，晚上且在将军署宴请冯德麟，不料冯德麟到时未至，张作霖只好把酒席抬到冯的司令部，并召十余歌妓助兴。但冯德麟铁了心要做奉天之主，张作霖越毕恭毕敬，他就越趾高气昂，翌日他即令财政厅拨款50万为编练飞行队之用，并电请袁世凯要求增招七营兵力等等，更与吴景濂等人联合，准备驱张讨袁，响应南方。张作霖于是对南方人十分敏感，曾通令驱逐行政机构中的南方人，不久黄兴、蔡锷病故，举国痛悼，他竟禁止奉天举行悼念活动。
冯德麟始终不予让步，他也始终不愿对冯德麟动武，只好向中央电请辞职。但此时袁世凯新丧，新政府无暇过问此事，他又只好请吴俊升做调人，结果吴俊升被冯德麟骂了出来，因为吴俊升口口声声称张作霖为“将军”，惹得冯德麟大动肝火。最终迫于无奈，张作霖只好答应冯德麟的苛刻要求，其中包括由他亲率二十七师营长以上军官赴二十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张作霖能屈能伸，真的登门致歉，倒使冯德麟有些过意不去，二人和吴俊升等打了几桌麻将了事。
但道歉并不能解决问题，冯德麟仍是不能满意，又不好提新的条件，便以辞职为要挟。张作霖只好问冯：“麟阁，条件都依了你，请问你到底还要怎样呢?”冯德麟这次说了实话：“兼任省长!”
在北洋政府时期，省长固然是督军的傀儡，但若是冯德麟这样的实力派做了省长，便不止不会是傀儡，肯定将张作霖挤作傀儡了。因此，对这个条件，张作霖是万万不会同意的。双方剑拔弩张，武斗一触即发。此时，段祺瑞为专力对付南方，请赵尔巽来奉天做调人，还召开了一个盛大的调解大会，但仍毫无效果。然而张作霖却因此与段内阁进一步靠近，成为督军团的一员，有了一个大靠山。
奉天的内部矛盾最终需要外部解决。诚如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一样，冯德麟和张作霖的对立也是十分刻意的，往往是张往一个方向，冯则必往相反方向。因此，当张作霖加入段祺瑞之督军团时，冯德麟则通电拥护黎元洪。而当黎元洪召张勋进京时，他也携一支人马，冒冒失失地进了北京。他无非想立勤王之功，走中央路线，以取代张作霖的地位，不料张勋复辟转瞬即败，他自己也成为阶下囚。
复辟失败后，冯德麟乔装逃出北京，在天津站被捕。这个消息令张作霖喜出望外，即刻令孙烈臣为二十八师师长，另编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但他始终不忘绿林人物的那个“义”字，要求中央对冯德麟网开一面，然冯德麟虽得自由，却已无一兵一卒，毫无危险性了。不久段祺瑞封冯德麟为“山陵守护大臣”，负责守护清朝入关前的祖宗陵墓，从此冯田多地广，乐得做一个富家翁，而与政治绝缘。张作霖则通过对冯德麟的有情有义，得到了二十八师官兵们的认同。
清除了冯德麟这个劲敌之后，他在奉天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接下来，他便将目光投向了黑龙江和吉林。他对此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因为东三省在前清只有一个总督，而治所在奉天，因此黑、吉自当听命于奉天。事实上，民国的督军和前清的总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他要称霸图强，故强词夺理，偷换概念，也就不足为怪!
他欲谋黑龙江已久。洪宪帝制时的黑龙江督军为朱庆澜，任第十七镇统制时曾驻奉天，当时地位比张作霖高，很看不起张作霖。此时张作霖想控制黑龙江，就必须驱逐此人。他于是极力拉拢驻黑龙江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许以未来的黑督职位，怂恿他制造事端。许兰洲便鼓动齐齐哈尔的旗人通电反对朱庆澜，揭发他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袁世凯为息事宁人，遂将朱庆澜调任广东省长，同时调毕桂芳为黑龙江将军兼巡阅使，许兰洲竹篮打水一场空。督军团反黎元洪的时候，许兰洲也宣布独立，不过他不是对中央独立，而是对毕督军独立。毕桂芳只好同意以省长相让，仅保留督军之职。尽管如此，许兰洲都不知足，竟勒令毕桂芳24小时内离境。毕桂芳一走，段祺瑞在征询张作霖的意思后，任命自己的老乡、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为黑督，许兰洲依旧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鲍贵卿任黑督，使黑龙江成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后来的两任督军孙烈臣和吴俊就都由张作霖直接委派了，而许兰洲则被张作霖调入奉天，成为自己的参谋长，结果也不算太坏。不过，许兰洲在黑龙江的地位和当年张作霖在奉天是类似的，且无冯德麟那样的竞争对手，他做不了督军，必然也与自己的能力有关。
黑龙江到手，接下来是吉林。当时的吉林督军是孟恩远，此人出身袁世凯的小站陆军，在吉林驻扎多年，根深蒂固，非黑龙江的那些督军可比。张作霖先是告发孟恩远在张勋复辟中从逆，段祺瑞遂调孟恩远为诚威将军，调田中玉为吉督，但孟恩远置之不理。1918年，徐世昌刚上台三天，便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张作霖过问吉林事务合法化。此时孟恩远已年逾花甲，不想作战，但他的部下高士傧等人强烈主战。不久张作霖大军压境，孟恩远自知非敌，乃密电张作霖表示愿交出吉林。奉军进入吉林，鲍贵卿转任吉林督军，孙烈臣接任黑龙江督军，东北三省遂归张作霖所有。从此，山海关外成为半独立的王国，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三、逐鹿中原张作霖有枭雄之谓，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他通过参加督军团，击败了第一号竞争对手冯德麟，得以独霸东北，且依附于段祺瑞，结螭于众督军，借中央以震慑地方，借地方以抗衡中央。东三省地处东部，迫近京师，毗邻海洋，其地缘优势非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所可比拟;又山高皇帝远，进可攻，退可守，有似于东周时的秦、楚二国，腾挪空间远较中原诸夏要广阔得多。这也是他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
他依附段祺瑞，段褀瑞则自命清高，始终视他为绿林草寇，只是顾忌他军力强盛，不敢小觑于他而已。1918年，冯玉祥在湖北发表了“促进南北和局”的通电，段祺瑞对此束手无策，只好遣徐树铮赴奉天请张作霖出兵。张作霖对逐鹿中原早已跃跃欲试，如今自是满口应承。但他首先派杨宇霆在秦皇岛港口劫走段祺瑞新购的27000支步枪，然后向中央抱怨道没有军火无以南征，故先斩后奏云云。段祺瑞只好由得他去。
当初张勋复辟时，除张勋的“辫子军”外，冯德麟的“胡子军”也给北京人留下了较差的印象。因此，此次张作霖的军队刚进北京，市民即极为恐慌。张作霖连忙发表通电，说此胡子非彼胡子，保证不会扰民云云，京师人心始定。张作霖遂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宣布组成关内奉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标志着他正式与段祺瑞结盟。
但张作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他驻扎京师，仍不辞反客为主地继续劫掠段祺瑞的军火。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为此只好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以膺南征之用，如今张作霖兵未渡河，军火却一劫再劫，实在太过跋扈。徐树铮遂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指挥部，将入关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锋的是徐树铮的东路军，徐树铮自知不敌，弃军而逃，皖军遂致完败。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下野，皖系瓦解，直、奉共同进入北京。然直系鄙夷奉系渔人得利，且不忿奉军四处抢夺军械，双方矛盾顿生。不久，双方又在安徽、江苏等省的督军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矛盾，徐世昌命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时称“四巨头会”。但会上唇枪舌剑，摔杯打盏，终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在利益的争夺中，直系总是占据上风，令奉系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任命张作霖为蒙藏经略使，以勘平蒙古之乱，并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亦有全权。张作霖满载而去，然他对外蒙不如徐树铮那样热心，惟对热、绥、察三区极为热衷，他的势力范围于是进一步扩大。
但张作霖野心极大，欲壑难填，他与直系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稍为缓解，双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务总理的人选问题上。靳云鹏总理是张作霖的亲家，但他为了表示公平，反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向直系，久而久之，各派对靳云鹏都失去了信任，他只好辞职。张作霖遂推荐梁士诒组阁，吴佩孚虽不满意，但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梁士诒则素有“财神”之称，又许诺上台后会优先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吴佩孚也就默许了。不料梁士诒上台后，对财政问题一筹莫展，许诺给直系的300万元欠饷也毫无着落，曹、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梁士诒是张作霖举荐的，又有亲日的嫌疑，曹、吴便决心要倒梁了。吴佩孚仍然发挥他善于文战的本色，通电痛斥梁士诒亲日卖国，事实上梁士诒与日本的接洽尚无实际进展，但国人宁信其有，形成了举国讨梁的声浪，上海还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吴佩孚且在骂电中含沙射影，指向幕后的张作霖，气得张作霖拍案而起，反唇相讥，二人一个骂梁，一个护梁，针锋相对，文采斐然，令时人叹为观止。不过吴佩孚文章自拟，而张作霖都须文案捉刀而已。
梁士诒最终挂冠而去，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但他自知非直系对手，尚须韬光养晦，以待时日，故令张景惠撤回驻关内的奉军，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后，他和段祺瑞、孙中山达成同盟，胆气为之一壮，遂又大量调动奉军入关。这一去一来，引得吴佩孚十分恼怒，遂决定对奉一战。曹锟当时已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本不愿妄动干戈，但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不料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出于对吴佩孚的不满，对奉军的步步进逼竟步步退让，直至让出天津。
战争于1922年4月28日打响，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战争的人事部署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邹芬的第16师驰援梁朝栋旅，但该师原是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如今两兵相接，倒戈者比比皆是，加之直军破天荒地出动了飞机，将奉系炸得人仰马翻，西线奉军遂败。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线奉军败绩后，东线也渐不能支。5月4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自己逃往滦州，不久又下令全部退出山海关。吴佩孚虽想收并东北，但自忖无此实力，加之孙中山已开始北伐，只好作罢。但是此役与直皖战争，都足以证明吴佩孚的军事天才，他了解战争的全局性，因此其准备期可长达一年，热战却不过几天，此即闪电战之精髓。而这一点，是张作霖所不及的。
但张作霖有自己的长处。这次战败后，徐世昌即在直系的胁迫下，下令免去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且改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以离间奉系内部。但奉系是张作霖的奉系，冯德麟已退出江湖，吴俊升等人则完全以张作霖马首是瞻。直系此举，反倒激怒了张作霖，不久他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在关外励精图治。
吴佩孚为防张作霖坐大，联络了东北的失意军人高士傧、卢永贵等，准备从内部策反奉系。高、卢的军队组织纪律性有限，结果被张作霖派张宗昌轻易地击败，高、卢还赔上了项上人头。张宗昌因懂俄语，还顺便收编了一支白俄武装。这些白俄军人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入中国的，装备精良，且具有军工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奉系拥有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车炮兵，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高、卢死后，吴佩孚策反奉系的计策作古，张作霖在站稳脚跟后，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对奉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他做如此调整，是基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新旧派将领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若非杨宇霆富有应变能力，抓紧时间在滦河架起浮桥，则奉军就有可能被歼灭在滦河边上。旧派将领如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他在绿林中的兄弟，可以生死与共，却未必是打天下的材料，这好比周勃、樊哙，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一样。在与直系的战争中，旧派诸将的军队溃不成军，且军纪很差，这些都对张作霖的触动很大。因此，他不仅要重用新派，且要申明军纪，此外，还广揽军事人才，明确提拔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建设兵工厂，引入新式武器，建设海军，甚至组建空军，誓要把奉军建设为一支国内无敌的武装。他请书法名家在心爱的折扇上写了“勿忘吴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吴耻”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又明指被吴佩孚击败的耻辱。
奉系空、海两军的建设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即便是1926年“吴耻”已雪后，其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其全盛时期，海军的舰只吨位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空军则拥有飞机近300架，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为奉系的历次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除军事外，他在财政、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财政方面，他重用王永江，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收回利权，协调官民经营，如此不出数年，奉系即还清外债，且有相当节余。教育方面，他派王永江、张学良等人多方筹措，创办了东北大学，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罗文干、黄侃、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曹靖华、刘仙洲等都曾任教于此。
王永江可说是张作霖麾下的第一能吏，他主持奉天行政的几年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盈余充沛，商民两利。王永江希望用财政盈余广兴百业，保境安民，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张作霖不听，他要用这充沛的财政支持杀出关去，一雪前耻。
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对手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3年，曹锟不顾吴佩孚的反对，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并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贿选完全蔑视民意，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国会摧残至万劫不复，使直系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加巩固，一为声讨直系，二为对抗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然而，张作霖在关外，孙中山在广州，段祺瑞的势力仅余东南一带，对独霸中原的直系还不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仅有这个三角同盟还不够。此时，直系内部已分化为津、洛两派，津为曹锐等亲贵，洛为吴佩孚，他们之间争斗不休，而除了这两派外，负责京师卫戍的冯玉祥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督军，然因专横妄杀被吴佩孚所痛恨，在曹锟的庇佑下始免一死，因而与吴佩孚矛盾很深。张作霖便专力在冯玉祥身上下功夫，两人一拍即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次战争比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范围更大，浙江卢永祥与江苏齐燮元之间之江浙战争也应是此战的一个部分。卢永祥本属皖系，在直皖战争后日益倒向奉系，成为奉系安排在南方的一支奇兵。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以及他持续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江苏等省的妒忌和猜疑，遂致爆发江浙战争。此役9月3日开始，13日结束，卢永祥敌不住苏、皖、赣、闽四省的围攻，兵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又辗转到了奉天。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即下达动员令，组建了镇威军，决定讨伐曹、吴。15日，奉军开始向山海关移动。此时的奉军虽说兵强马壮，然较直军少数万人，且吴佩孚一直在洛阳练兵，也未曾懈怠，因此论实力双方旗鼓相当。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军事部署并无大错，只是后来两件意想不到之事，将作战计划完全破坏而已。一是他本来安排海军，拟偷袭辽东半岛，以包抄奉军后路，不料战争中海军司令温树德按兵不动;二是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这两件事使直军迅速瓦解，吴佩孚仓惶浮槎南逃。事实上，当冯玉祥倒戈之际，直军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的感召下，已经声势大振，战局即将逆转。因此，张作霖此役之胜，计首功的是冯玉祥。
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奉系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掌中央，重演一出一山二虎的好戏。
四、四民主义张作霖一向敌视革命党人，甚至因此仇视南方人，但他却称孙中山为“我的老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孙中山是民国的开国总统，是名震中外的革命家，又甘于让贤给袁世凯，口口声声“天下为公”，论其品德之馨，声望之高，举国无人可匹，自然不是张榕、蓝天蔚之流所可比拟。张作霖是个绿林豪杰，受戏曲评书中忠奸之辨的影响很深，在他心目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是奸臣，那么，揖让天下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的刘备!
其次，张、孙建立关系，孙居主动。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袁世凯窃国后，他先是组织了党魁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到了护国运动时期，又与南方军阀互相援引。但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他很自然地认识到，对北方军阀有分化的必要，因此，他对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情有独钟。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定下了联络张作霖的计划，次年即派奉天人宁武前往游说，结果张作霖也有意向，乃派张亚东回拜孙中山。
张作霖见宁武的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可见他对孙中山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这种感觉，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那里是找不到的。
但惟一令张作霖感到不满的是，孙中山也有和段祺瑞建立同盟的意向。张作霖很厌恶段祺瑞，因此他跟宁武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说是这样说，但一者由于孙中山的感召，二者由于直系的威胁，孙、段、张三角同盟终告成立。
直皖战后，这个三角同盟是十分活跃的，而孙中山也并非只借助段、张的力量，而是有相当的主动表现，如他曾对张作霖说：“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次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军只须扰乱其后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能把雨公的一生事业给毁了。”使张作霖心头为之一热，乃慷慨答道：“要干一起干，我也派兵出关。”然而，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流亡上海，这一计划遂告流产。奉军孤军深入，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奉军遂败。但他并未迁怒孙中山，他说：“此事是被陈炯明和张景惠两人耽误的，胜败兵家常事，不足为虑。”他且令人给孙中山送去10万元生活费。从此，双方信使往来更加频繁，如汪精卫、程潜、孙科等著名革命党人都常在奉天出现，而孙中山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常有书信往来，张学良的居室且挂有孙中山亲书的“天下为公”横幅。
至于段祺瑞方面，也并未被冷落在外。张作霖虽不喜段祺瑞，但直皖战后，直系如日中天，奉系不得不连横皖系，因此信使同样不绝于途。而对皖系最后的实力派人物卢永祥，张作霖也不吝资助。1924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曾碰头开会，时称“三公子会议”。而这些后辈们对彼此的长辈，如孙科对张作霖、张学良对孙中山，都是十分钦佩的。
三角同盟中，论交际能力，以孙中山为第一。除段、张外，他还将直系的冯玉祥感化到自己的国民军阵营中来。冯玉祥之倒直，虽符合其一贯作风，却也与张作霖和孙中山的游说有关。尤其因为冯玉祥早在辛亥滦州起义时，就曾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此时，孙中山又命李大钊等人前往游说，冯玉祥不动心也难。何况，此时冯玉祥已得到了苏联的军事资助，自然就要靠近“联俄”的南方国民政府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掌北京，很快应了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话，双方都曾策划暗杀行动。为平衡矛盾，他们只得推出一个国家元首，人选有二，一是段祺瑞，二是孙中山。此时，军阀的劣根性起了作用，他们认为惟有请段祺瑞上台，才能不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段祺瑞已无兵无地，注定只是个傀儡而已;至于孙中山，此公号称“孙大炮”，做事一往无前，主义至上，精神象征意义巨大，届时若要消藩裁军，势必很难应付。此外，国内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希望段祺瑞重新出山。
但孙、段、张三角同盟犹在，因此虽然段祺瑞上台已基本确定，碍于面子，段、张、冯等人仍热烈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此时，孙中山认为自己跟段、张的主张已大致相同，且认为此时乃13年来最难得的一个谋取和平的机会，故很快发表《北上宣言》，整装北上。中山北上，未必没有入主中央之意，但不久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便发出拥段的通电。段祺瑞即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将国家元首抢在手中，并组织“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的“国民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矛盾焦点在于：“国民会议”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善后会议”则声称要外崇国信。段祺瑞等人的态度转变太快，对孙中山的打击不小，孙中山不久即病死与此必有关系。
至于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关系，也在击败直系后出现了潜移默化。首先，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因此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就说道：“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而张作霖对孙中山，则本是“雾里看花”，为之神驰意往;如今没有了距离感，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因此他说“孙先生当做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到天津后，特地去拜访张作霖，张竟然没有亲自出迎，且让孙在客厅坐了许久，才慢条斯理地踱出来，而且自己傲然地落在上座。宾主之间，一时竟无话可说。后来还是孙中山先说道：“这次赖贵军的力量，击败曹、吴，真是可喜可贺。”张作霖竟然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李烈钧听后霍然起身道：“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孙中山即徐徐说道：“确实如此，民国以来，能得到我当面祝贺的，也惟有雨公一人而已。”宾主气氛才融洽起来。
其次，张作霖突然对孙中山持冷漠态度，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坚决反对苏联的。他曾当面向孙中山说：“我是捧人的，今天可以捧姓段的，明天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亦不辞。”张作霖、段祺瑞都有日本背景，而日本视苏联为其在华利益的竞争对手，他们权衡利弊，对亲苏的孙中山采取排斥态度是很自然的。
奉军此次入关后，并未裹足不前，他们继续南下，一度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由奉将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入督。在奉系的步步进逼下，直系各部暗中联合，尤其是浙江督办孙传芳异军突起。孙传芳对战争有天然的嗜好，他曾说：“秋高马肥，正好消遣作战。”在他的冲击下，杨宇霆、姜登选迅速失败，奉系遂失去苏、皖二省。
此时，奉系内部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本被张作霖当作皖督的人选，但因杨宇霆请命督苏，张作霖遂将原拟督苏的姜登选顺递为皖督，郭松龄因此忿忿不平，致有反叛之举。
既然反叛，必然会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郭松龄的口号就有很多，如“罢兵”、“建设东三省”、“清君侧”、“老帅下台，拥护少帅”等。奉系始于绿林，却得陇望蜀，逐鹿中原，本来就令天下人侧目。在入关争霸的问题上，郭松龄的看法与王永江相似，即认为奉系的实力还不足以征服中国，因此应当养精蓄锐，以待时日。但他的意见不仅受到张作霖的漠视，且受到杨宇霆等人的嘲笑。杨宇霆是奉军的总参议兼总参谋长，在众将中声势最为显赫，而郭松龄受张作霖的委托辅翼张学良，也掌握相当实权，加之杨宇霆是士官生，重用留日学生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戢翼翘、熙洽、何柱国等，而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重用陆大生如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动等，故二人在奉系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最要紧的一点是，郭松龄早不反晚不反，非要在皖督得而复失的时候反，可见其更多是出于个人私怨。
其实，张学良已经洞悉到郭松龄的情绪，乃派魏益三抚慰他道：“稍安勿躁，日后黑龙江和吉林可任他选择。”但郭松龄的最大缺点就是心狭气促，他方一起兵，便杀掉了素有芥蒂的姜登选，因此他也决无耐心再等什么黑督吉督。
直隶督办李景林是个武功高超的红脸汉子，当初他带着一支奉军打下热河后，按捺不住衣锦还乡的冲动，顺便也打下了河北。张作霖闻讯大怒，认为他不听指挥，要按军法杀掉他，赖郭松龄求情才得幸免，还得了个临时的直隶督办。这次见郭松龄造反，二话不说，就准备把这条命还给恩人。除了李景林外，郭松龄还联络了冯玉祥，如此结成了一个小型的三角同盟。
郭松龄是奉命辅翼少帅的，与张学良关系甚睦，因此他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这是他最不可理喻之处，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也是他苦心栽培的继承人，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张学良怎么可能跟着他去打自己的父亲呢?最可笑的是，郭松龄在反叛前夕，还在天津与张学良密谈，抱怨说自己打胜仗，便宜尽让杨宇霆他们捡，并说愿意拥护少帅云云。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但当时只是虚与委蛇，谈话一结束便乘火车东返，沿途命令迅速布防。因此，郭松龄尚未起事，其实已棋输一招了。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正式起事，即日兵指奉天，其“反对内战”、“实行民主共和”等口号迅速引起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一周后，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其易帜的性质与冯玉祥类似，而在郭军的绿色臂章上，也写有冯玉祥似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接着，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其中列举了张作霖的四大罪状，即“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民”、“用人不公”。果然念念不忘“用人不公”!
郭松龄之反，在奉系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对，大家从此都称他为“郭鬼子”，既言其脸长鼻隆貌似鬼子，又言其忘恩负义不配为人。奉系本就出自绿林，又是由张作霖这个“总瓢把子”一手打造出来的，众将多有“坐交椅”的情结，讲的是一个“义”字，在重用新派后此风有所改变，但大部分将领仍不改江湖本色。再说，郭松龄自滦州而反噬奉天，是对家乡父老开刀，显然不得人心。盟友冯玉祥和李景林都是身处关内，只能虚张声势，丝毫起不到呼应的作用，何况李景林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动摇。因此，郭松龄是孤军深入。
郭军因突然发难，得以连续攻克连山、锦州，势如破竹，进抵新民。此时，郭松龄已经相当骄傲，他居然对张学良派来劝阻的日人守田说：“此次举兵乃深思熟虑之事，绝不可中止。我已四十二岁，时不我待。若张作霖下野，可请张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我的经纶抱负当能实现一部分，届时再将地位让与他，自己下野，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可见，他的所谓“拥护少帅”全不足信，而以他这样的刚愎自用，也是断难打赢这张战争的。
果然，作为张作霖发迹之地的新民府成为郭松龄的葬身之所。12月21日，他向巨流河东岸的奉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结果却被对方偷袭了后方，遂致大败。24日，他只得准备突围，结果他舍不下亲人朋友，竟车马辎重缓缓而行，终被追及。幕僚饶汉祥逃脱，林长民死难，郭氏夫妇藏身于一个地窖里，被村妇出卖被捕，因张作霖不想再见到他，遂于次日午时被枪杀在辽河边，其妻韩淑秀与殉。前夜他自知不免，与人道此次起兵之动机，念念不忘者，仍是杨宇霆一人。
张作霖的胸怀就远比他宽广得多。郭松龄死后，人人都以为从逆者必遭重刑，不料张作霖竟完全赦免了众将，且任用如故。这事说来容易，但换了郭松龄却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由于这次平叛多赖吴俊升和张作相等绿林老兄弟，张作霖的用人标准又有所改变!
郭松龄反对奉军入关，这一点与王永江相似。平定郭叛后，王永江即要求放弃武力政策，抓紧时间建设东北，但仍未得到张作霖的支持。王永江意气萧索，终于留书辞职，他的辞职是张作霖的巨大损失，但张作霖反而抱怨道：“郭松龄以枪杆倒戈，王永江以笔杆倒戈”，可见他将郭、王视作同类了。王永江实现不了“保境安民，造福桑梓”的理想，在次年就郁郁而殁。
郭松龄42岁，就说自己“时日无多”，则张作霖已年过半百，更是迫不及待。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不免目光短浅，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希望赶在时间的前面。张作霖也是如此，他为了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的伟业，便无暇考虑整顿财政、建设东北这样的“小事”。他现在要再出山海关，首先要对付的便是助逆的冯玉祥。为对冯玉祥形成夹击之势，他联络了恨冯入骨的吴佩孚。张、吴二人两次大打出手，一度不共戴天，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好汉惜好汉”，两人心里对彼此其实是很佩服的，如今有了共同的敌人，便很容易走到一起。
1926年2月，吴、张联合讨冯，势如破竹，掩杀到京畿一带。此时冯玉祥为避锋头，已通电下野，取道外蒙，赴苏联游历去了，其麾下张之江、鹿钟麟等遂缴械迎接吴军入京。此时，段祺瑞已被迫再次下台，被囚禁的贿选总统曹锟获得自由，一度想通电复职，被吴佩孚劝止。因此，国家元首的位置暂时虚置。以吴佩孚的意思，要由颜惠庆组阁，代行总统职权，待国民大会召开后，再选举新的总统。张作霖虽表面同意，但心中十分不满，遂处处刁难，终使颜内阁倒台，易之以杜锡珪。此时，张、吴二人已先后抵京，相逢一笑泯恩仇，竟然有相识恨晚之感。
吴佩孚是个实心眼，他带着奉军张宗昌、张学良等部去打冯军的南口，胜利后，越俎代庖地请杜内阁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陆军上将，褚玉璞为璞威将军、陆军中将。结果，张宗昌等全不接受，因为一女不能配二夫，身为张作霖的人，怎么可以再领吴佩孚的赏呢?由此可见，张作霖的驭人之术远比吴佩孚高明，吴治军严谨，惟有气节者能效死力，是名将之具;而张作霖恩威并施，远近皆服，更有领袖风范。
这次虽也有些“一山二虎”的迹象，但由于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大敌当前，两人不具备决裂的条件。吴佩孚即在汉口督战，打了一场血淋淋的汀泗桥保卫战，然终被北伐军击败，仓惶退守河南。此时，张作霖要求南下助阵，吴佩孚不愿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染指，故予以拒绝。但奉系对邻近的直隶早已垂涎欲滴，乃径直开入保定，隐居于此的前总统曹锟只好逃到河南去投吴佩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军队至此已损耗殆尽，张作霖看准了这个机会，组建了安国军，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大举南下。如此一来，吴佩孚的河南就成为奉军的第一个目标了。此时吴军已只余残部，根本不是奉军的敌手，寇英杰等重要将领又相继出降，连曹锟都回到天津表示输诚。吴佩孚大势已去，不久北伐军打来，只好夜走山道，逃往四川。至此，正统的北洋系已被消灭殆尽，作为北洋旁支的奉系登堂入室，成为北京的惟一主人。
然而，他所得到的决不是天下，而是一个岌岌半壁的危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已将孙传芳击垮;冯玉祥再度出山，在北方与友军遥相呼应;山西阎锡山宣布易帜，改称晋绥联军总司令;即便在北京，也有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甚至军事行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挂五色旗的北京政府，就可继承民国的正统，而南方政府是非法的，正如青天白日旗明明是海军旗，自然不可以用作国旗!如今虽然形势危急，但皇城北京却毫无问题是在自己的囊中了，那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虚悬着，不坐岂不可惜!
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此时，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都当即表示赞同，最后一致通过。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之故例。他同时发出“讨赤”通电，声称：
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认为共同之事。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
他对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各种新的思潮均抱仇恨态度，因之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日益推崇。如今，他肯仿效孙中山成立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可见对蒋介石的要求实已有所妥协，但他对三民主义有补充意见，即须在“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加一个“民德”，改称“四民主义”，以尊崇旧道德，维持中华文明。
五、日俄的夹缝从20世纪初开始，东北就成为俄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对象。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中国竟然被迫划出交战区，宣布严守中立，成为世界的笑柄。战争虽以日本获胜而结束，但俄国并未退出东北，双方只是在势
